日据时期的内蒙古民族教育
蒙古人似乎不善于听进祖先的训诫。到了成吉思汗这一代，依然是兄弟之间不团结。最后就又有了诃额伦母亲的那段教导。铁木真和哈萨尔合谋，把他们的异母兄弟加以残害。诃额伦就说了这么一段话："我们除了尾巴之外，没有别的鞭子。除了影子之外，没有别的朋友。沦落至此，为什么还要相互残害？"
一些人认为，在成吉思汗没有俘获掌印官塔塔统阿之前，蒙古人连文字都不知道。其实蒙古人在俘获塔塔统阿之前，就已经开始做各种法典的落实工作。让诃额伦的养子失吉忽秃忽大断事官，去做有关法律文书的收集整理工作。包括后来《蒙古秘史》这本书也有可能是失吉忽秃忽写的。后来成吉思汗接见丘处机的时候，也说朕将亲览文件，在蒙古语族里用回鹘文早就不是一个什么很新鲜的事情。诃额伦的亲子、义子，应该从小都受过相应的教育。
到了蒙哥、忽必烈时期，汉籍里也都有一些相应的记载。相应的蒙学馆（国子监）里，除了四书五经这样一些东西之外，西方的，像《几何原本》也都有教授。作为王子的蒙哥就经常愿意做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里的数学算式。蒙古的这些王子受到的教育除了文科的东西之外，理科的东西很重要。另外一块就是有劳动课，这个以前也讲过。所以说，那时候的王公们的后代受到的教育都属于中西合璧的，不只是东方的以孝经、易经包括论语为代表的著作。西方的这些经典的东西他们也都在研读。
至正之后，蒙古人在中国就开始搞庙学一体式的教育。各种学校就建了2万多所。那么作为统治阶级的蒙古族受到相应的一些教育，这也应该不足为奇。到了清末民初时就有了很多的相关的记录。所以我们也就不能靠猜测或者是靠一鳞半爪的史籍的记录，去做一个很梗概性论述了。
以卓索图盟喀拉沁右旗的贡桑诺尔布为代表的，包括科尔沁的副盟长乌泰王爷，包括科右中旗的王爷业喜海顺，包括宾图王（科左前旗王爷棍楚克苏隆）。他们实际上都办了新式的学校，而这里最著名的还是贡王的崇正学堂、毓政学堂。
很多人认为蒙古王公就是成天饮酒作乐，大字不识一个。其实还真不是这样一种情况。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，贡王也好，乌泰也好，包括业喜海顺也好，冰图王棍楚克苏隆也好，包括后阿盟达礼吉雅等很多人，他都是非常有文化的，包括德王。
那咱们就举个例子。当时恭王为了普及蒙古语教育，想了一个办法。最早的老蒙人的拉丁化就是从他这开始做的。老蒙文书写起来比较麻烦，另外存在三体的变化。在懂老蒙文的人看来的话，是很简单的，但是不懂老蒙文的人，一看是一头雾水，觉得复杂异常。
为了适应这种情况，他专门拿来拉丁字母。因为拉丁字母不像汉字那么复杂，又有声母又有韵。这样的话去拼读另外一个语言，而且语法和声调，发音相距非常远的阿尔泰语系的这种语言的时候，就比较麻烦，而用拉丁字母拼读起来更为简单。
他聘来的河原操子这样一些日本人，都是经历过西方的正规的教育。我说西方正规教育，并不是说他们一定都是留学到了西方，而是说日本兰学在东瀛已经非常普及的情况下，要受过高等教育的话，那他们的学术范式完全就是西方的。所以他们所引进的一些教育的东西，包括分科，有历史、有地理，还有外语，这个分科什么的全都是最先进的。
当然这种自发性的、具有私塾性质的这种民间教育，毕竟还不成气候。从总数上来讲，整个内蒙地区50个旗，每旗拥有学校0.6所。这还是北洋民国时期的，也就是袁世凯和他的徒子徒孙们。27年之前的那个民国，对内蒙地区所谓政策保持不变，维持王公的待遇，继续维持旧法度，保持旧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变，至少这个牌坊还是立着的。当然，加快移民这样一些工作也在做。这里当然有马福祥之类的人的配合。
到了27年之后，东北易帜，蒋介石最后等于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，青天白日满地红，把所谓神州都笼罩了。各地的军阀也好，分离势力也好，基本上都认同这个南京政府。
到了这个阶段，虽然也叫民国，但是跟前面那个民国不是一回事，他们所搞的那一套东西的话，比北洋时期还要退步。在民族教育这块还不如北洋时期的民国。就内蒙而言，他们就想继续进行省的改造，把一些特别区改造成省，然后由以前的这种蒙汉分制，旗县分制，改成全部的内地化。
在这一过程中，国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威望直线下降。这里最为具有代表性人物的就是山西的军阀傅作义。他在接见美国人拉铁摩尔时就跟拉铁摩尔说，蒙古人和畜生一样，要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他们。他不仅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胡汉民，还是汪精卫，他们在对待少数民族以及民族教育问题上往往是顾左右而言他，在骨子里，他们奉行着大汉族主义思路。
当时蒙古族上层，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就面临一种两难的选择。一方面，内蒙古是中华民国的，但是中华民国政府又从来都没有按他们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五族共和，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与共和。所以蒙古人对国民党嘴上说一套，实际上干另一套，早已嗤之以鼻。
另一方面，日本殖民主义者觊觎中国已经很久了，所谓满蒙政策策划已久。实际上在福泽谕吉时期，就一直在开始讨论大东亚共荣，只不过那时候所讲的大东亚共荣的领导者，他们是希望大清能够承担起这面旗帜。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，日本两次都打赢了强硬的对手，所以他们逐渐自信心膨胀，就开始将大东亚共荣的这个“重任”放在了自己的肩上。
日本虽然经过了明治维新，经过了大正民主时期，但是国家或者是民族总的来讲的话，也只是向追求现代政治体制的方向迈进。
但是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，依然没有脱离野蛮特征。凯末尔的土耳其共和国也是一样。两者实际上都搞了强制的民族同化政策。这里土耳其同化了他们境内的希腊人、库尔德人。这种同化从奥斯曼土耳其时期开始就有了，到了凯末尔的所谓语言革命的时候，进一步用更强硬的手段实施之。
日本对南边的琉球，对北边的阿伊努人，都实施了种族灭绝式的强制同化。不让你说自己的语言了，不让你穿自己的衣服了。久而久之，大家都开始说日语，写日文，穿和服。几代了之后琉球也好，阿伊努也好，就变成了一种历史的记忆。
日本人后来在台湾，在日韩合并之后，在朝鲜半岛，都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了这种民族同化政策。特别是到了三四十年代，加紧了对朝鲜半岛，包括对满洲，也发了很多拓殖团，也在加快这种殖民化或者说所谓的日化的这样的一个进程。这也激起了台湾本地和朝鲜半岛人民的一种强烈的抵制。日本当时曾和沙俄之间签订了一个分赃计划，北满和喀尔喀蒙古是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里，南满和内蒙古是在日本的势力范围里。虽然后来在哈拉哈河曾经打过一仗，但实际上最后他们一直也在保持着这样的一种心照不宣。
九一八之后不久，第二年的3月1号就把溥仪弄过来，在新京建立满洲国。与此同时，日本军队大量进入东蒙地区。卓索图盟，锡盟的东部都有所染指。后来进一步加大了对华北地区的侵略力度。国民党的军队都抵抗不了，蒙古王公就更没力量抵抗。在此之前德王曾经多次致电蒋介石，致电汪精卫，希望他们给人、给枪、给编制，但都是泥牛入海。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军队已经打过来了，没有办法只能说和他们合作。而日本人在1931年对甘珠尔扎布承诺的一切，后来在进军西部的时候，对德王等人又承诺了，都是说的非常好，帮助你们建国，帮助你们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上的这个利益和尊严。但实际上一旦借用你的力量把这个地方稳定住之后，就秒变，马上就不是他们了。
当时的蒙古上层王公以及知识分子们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况下，只能是忍辱负重，那以便寻求与对方进行一种谈判。另一方面也在谋求怎样在夹缝中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。西部以德王为代表，东蒙以博彦满都等人为代表，都做了许多的忍辱负重的工作。
蒙古草原上，牛羊马群是私有的，牧场则自古都是公有的。科左中旗的草场归全体旗民而不是达尔汗王。所以说嘎达梅林领着民众造反，法理依据就在这里。
无论是清朝末年也好，还是北洋民国也好，包括到后来的国民党民国。当时都存在着一个叫做蒙税的东西。当然叫法是不一样的。非旗籍的人租种了草原上的这些土地的时候，要会产生一种税。只要是在内蒙的蒙旗的地界开了垦了，就得向旗里交这笔钱。
以前直接就交给旗扎萨克。后来民国时期搞旗县分治，旗政府顶多能管一管蒙古人之间的打架。而很重要的收税、财务纠纷等一系列重要的这种权力都归县里。注意：不是同一块地方一半叫旗一半叫县，而是同一块地方又叫旗又叫县。以前蒙税的钱王公自己就拿走了。旗县分治后，这些钱由县财政局征收管理。蒙古王公为了要到这点钱，还得要给财政局的人低三下四，有时候要几年也要不到一分钱。东蒙自治政府时期，一些地方曾经恢复征收蒙税。
日本侵占东北后，哲盟10旗外加伊克明安旗的蒙税，涉及到东三省两市32县。日本人干脆就搞了一个“土地奉上”，号召蒙古王公“自愿”将土地奉献给康德皇帝溥仪，再由满洲国给王公发钱两，实际上这是另一种私相授受。
在日本人的刺刀下，建立了涉及到600万元的一个基金，然后每年给蒙古王公发放300万元。300万在当时是一笔巨款，当时一个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可能也就几块钱。
以博彦满都为代表的一批在日本人面前也说了算，在蒙古人里威望又很高的蒙古官员，搞了一个蒙古厚生会。一半的钱交给旗里，另一半的150万主要用于民族教育。修建成吉思汗庙用的也是这笔钱。
当时计划，从39年开始的7年内，每年在兴安各省建立60所国民学校，年预算是45万。再派遣留学生，这个预算是5万。还有一些钱用于产业扶植，比如购买家畜、农具。另外就是社会卫生，助产士的培训，疫苗、宣传经费什么的都从这里出。
这里比较有名的学校有这么几所，一个就是在王爷庙建的育成学院，学制四年，还有蒙民习艺所，有点职业学校的意思。一个在王爷庙，另一个在满洲里。都不收学费，除了行李之外，食宿什么的学校都给提供了。课也分的比较细，有国语、蒙语、日语数学、常识，每个人还给发放10块钱的路费。
刚才所讲的国语、日语、蒙语，这个是怎么分的呢？以前在国民党时期，国语当然是指汉语了。但在满洲国时期的国语是满语。当然这个满语，并不是说教的，是咱们今天所讲的满族的语言，满洲通古斯的语言。它是啥呢？叫做东北的汉语，实质上就是东北的汉语夹杂一些日语，就这么个不伦不类的东西，美其名曰叫做满洲国的国语。满语实际上，这国语跟汉语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
在后期搞了一个产业技术学院，这个主要是跟畜牧业有关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专业性的教育。专业性教育值得说的，一个就是医学方面的。从老师的人数、学员的人数，包括毕业的届数看都不是很多，但能够有现代医学方面的学院开设，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。
早昭乌达盟搞的裕生会，经费也比较多，130万。主要由巴林右旗旗长扎噶尔主导。学费基本上都是不收钱的，食宿在很多学校也都不要钱，而且有一些贫困学生还有补贴，这个补贴的数额也是比较高的。满洲国累计补贴过多少个蒙古族学生呢？12616人，这个数字是相当高的。
在日伪时期，东蒙搞的最成功的就是在王爷庙的兴安学院。当时规定教学是以国语为主，这个国语还不是满语，是日语和蒙语，很有意思。学校到后期，日本人就加大了殖民主义教育。以前教蒙语课、日语课的时候，有用蒙语教的，有用日语教的。到了后来除了蒙语课之外，其他的都用日语来教。改革开放后，伪满洲国时期受过教育的人就来教外语。
到二战快结束的时候，满洲国在全世界范围里，工业经济的水平达到了世界第五。经济水平包括文化教育科学，包括新京长春的都市建筑都属于领先世界的水平。经济高度发达，物质条件也非常不错的。这个情况下，兴安各省也加大了教育的力度，出台一些政策。比如说7岁的蒙古族孩子必须上学，这些钱由蒙旗来拿钱，统一蒙语教材。当时蒙疆学校用的是东蒙地区这种标准教材。这个教材是承袭日本的，日本又承袭西方，所以还是比较先进的。在博彦满都等人的幕后策划下，马尼巴达剌等人在前台运作。“土地奉上”这笔钱好钢用在了刀刃上，学生补贴能够补到60到100元，这是相当高的一个数字。
日本人对教学本身倒是没有什么干涉，但是意识形态的管理肯定是有的，主旨就是“民族协和”，宣传“王道主义”。打击的是什么呀？一个就是“中华”，“中华”这个词不能用。另外“民国”这词也是禁词、敏感词，第三个禁词就是“三民主义”。蒙疆也是一样，但“防共”是放在第一位的。这个“防共”不是指防延安那个“共”，延安影响太小。他们指的防共主要是指苏蒙，因为锡盟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很长的边境线。
日本人在东北，把所谓的满语做成国语，在蒙古族地区，所谓国语是指蒙语，授课则鼓励说日语。升旗升的是日本国旗，唱的所谓国歌是日本国歌“君之代”。所以说，日本人好像是在促进你的民族教育，但实际上在骨子里培养的是“大东亚共荣”，“王道主义”。所谓民族协和，讲的是以大和民族为中心，“大东亚共荣”的民族协和，你得跟着大东亚共荣的主体民族大和民族走，这才是“民族协和”。
当时蒙古族学生对日本老师传授知识表示尊敬。但对升日本国旗、唱君之代这样的一种奴化教育，是心存非常的愤恨不满的。苏蒙联军打过来的时候，军校的学生就把日本教官什么的都杀掉，是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。
到满洲国结束时，在博彦满都等人的努力下，东蒙地区建立的大小各种形式的学校有800多所，这要比清朝初年的就几所、民国时期每旗0.6所是有绝对的提升。另外拿出很大一笔钱培养留学生，从1941年派6个留学生，到1942年派30个留学生，再到1943年仅报名留学生就达到了300人。
清格尔泰老先生、确精扎布教授、莫日吉夫先生，很多人都是留日回来的。虽然满洲国时期说了算的是日本人，但是在东蒙兴安各省在民族教育问题上，蒙古人还是有自己的实权的，因为说来说去办事得需要花钱，有这么一笔自己能支配的“土地奉上”的钱，这是问题的关键。
兴安医学院，三年制，学费免、住宿费免、食堂的费用免。招什么人呢？17-23岁是一个条件。第二，必须是蒙古族，第三，必须是男性高中毕业生，要是比较优秀的话可以放宽到26岁。兴安军官学校的特点也是只招蒙古人，学校里不准讲汉语。而且教官都是日本人，都是日本军校毕业的正规教官。当时兴安各省留学生也有民族的区别，汉族必须是有正规高中毕业的文凭，蒙古族初中毕业就行，而且有100块钱的补助。
蒙疆地区的民族教育，当然是在锡盟王爷的倡议主导下进行的。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发扬成吉思汗精神，促进蒙古文化发展，培育实用型人才。
当时的小学分初小和高小，初小四年，高小两年。初小阶段主要教蒙语，到了高小阶段学汉语。满洲国也是一样。当时除了初级教育之外，有一定的中级教育，蒙古人也是想搞大学，但是日本人一直也不是特别支持。中等级的学院是在张家口、呼和浩特都搞过一些，总体的方针是重初级至少扫盲，中级就是实业型的以农牧业为主的，相当于职业学校，学了的东西马上能够用于农牧业生产。高等教育暂不开设，只能是指望将来了，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计划。
这边和满洲国不一样，不是升日本国旗，唱君之代，是升所谓的蒙古旗。这个蒙古旗是具体什么形制的东西，没有看到过图片所以不好讲。升旗时还要念太祖成吉思汗颂词。
另外，蒙疆使用的纪年是成吉思汗纪年，1938年就是成吉思汗733年。当时在蒙疆的各个地区也是建了40多所学校。巴彦塔拉盟12所，锡林郭勒盟10所，乌兰察布盟8所，伊克昭盟2所。
这里的重点就要讲一讲土默特地区的蒙古族教育。土默特和察哈尔是满清最惧怕的两个部落。所以先后把土默特和察哈尔都进行了削藩，最后就全弄成内属蒙古总管旗。
在内属这个阶段，官学主要教授满语、蒙语。蒙疆时期，土默特地方招生的时候有一条，就是绝不招收非旗籍的学生，这样生源那肯定是不够的，不够怎么办呢？全学校都发动起来老师学生拉人头，劝蒙古孩子去上学。招不满怎么办，就用汉生来补充。有些地方干脆就停办了。当时乌拉特三公旗学校就在包头，学校只教蒙语。即便学生里汉族是多数，汉族也得学蒙语。
中国蒙古族的教育大发展肯定是解放之后。各种小学中学大学。大学里有各种专业。有内蒙古大学这种综合性大学，有师范学院，有林学院，有畜牧学院，有工学院，有财经学院，陆续先后都建立起来。蒙古族走向世界之林，是离不开解放后这样的一种教育的蓬勃发展。
这里，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眼皮底下发展民族教育，妥善利用“土地奉上”获得的资金，功不可没。拿蒙古语言学的专家来讲，刚才说的清格尔泰，那是留学日本（数学专业）。还有确精扎布。刚才提到的莫日吉夫先生，他本身就是在日本大阪出生的。包括那天讲的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词曲创作者美丽其格，他就是兴安兴安盟的人，后来又去中央音乐学院上学，后来又去莫斯科深造。
咱们的舞蹈家斯琴塔尔哈，她也是兴安盟人，在解放前就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汇演。包括电影演员于洋的爱人，叫德力格尔玛（汉语名字杨静），也都是从东北走出来的。咱们著名的作家阿敖德斯尔、巴布林贝赫，这些人也都是在那个时候受到了这样的一些教育，像巴布林贝赫老先生家境还是比较贫寒的，有机会受教育，后来又再次深造。包括马拉沁夫，古汉语水平非常了得，那都是受过当时受到的教育。
包括学者戈瓦（以前当过内蒙社科院院长），著名的蒙古学家亦邻真，这些人都是受惠于当时土地奉上的这笔资金。说到基础教育，包括当时的一些民歌、乌里格尔，与蒙古历史文化有关书籍的挖掘整理、出版这样一些基础工作，那时候都是打下过基础的。
著名的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当时也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，很多朋友的父母，就是当时在东北地区或者在蒙疆时期受到教育，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社会活动家、文学家、作家或者是政府高官。这批人不仅有各行各业的专家，还有军事政治方面的人才。当时内蒙古的五个骑兵师骨干，都和当时的兴安士官学校有关。
我们一定要确立正确的是非观：这一切，并不是日本人或者满洲国、蒙疆的功劳。在日本人实行奴化政策、分化瓦解中国各方力量的时候，是博彦满都等老一辈借力打力、运筹帷幄的结果。如果把日本人说成是恩人，这就和专题讲座的目的背道而驰了。
蒙古人组建骑兵师，跟着共产党走，就是因为相信马列主义民族理论，相信共产党能够使弱小民族翻身解放。
好了，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耐心倾听。